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旗帜，逐步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蓬勃发展。从1930年底开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他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企图消灭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开展了英勇的反“围剿”斗争。

    1931年9月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步步进逼，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全国发出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号召，并表示愿意同其他武装部队“共同对日作战”。但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再妥协退让，同时却调动大批军队，继续对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指挥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1933年9月，国民党当局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

    继中央红军之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从鄂豫皖转移，以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红二、红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在粉碎敌人“围剿”后，于1935年11月主动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的直接目的，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最终目标，是北上进到抗日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教科书式的答案：

根本原因：博古等人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有些人对于长征原因的浅薄化的认识是  国民党想赶尽杀绝,为了活命只能长途跋涉,东躲西藏——看作是红军的大逃难行动。 而让党能接受的理由是：保存革命力量，进行战略转移。由原来的单纯转移、保存自己转变为消灭敌人，寻找新的立足之地。以北上抗日为号召，减轻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压力，保存革命火种。【逃难是被动的，战略转移则是主动的，区别或许就是看问题的立场、积极或消极的认识】

   红军开始长征的真正原因

  （作者过于重视偶然性事件得出的答案?不，从找知识后来查阅到新浪军事转自中国国防报的这篇文章《军史回眸：红军长征背后的一份绝密情报》看，人家作者并没有指出这就是红军长征的原因，可能是其它媒体在转摘时用错了标题）下面即是参考资料1的内容：
 1934年7月，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的第5次"围剿"已经持续了半年，并已突破了苏区四周的防线。而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粮食紧张，弹药更是紧缺。在这种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险恶形势下，一份绝密情报送到瑞金，使红军及时实行了战略转移，避免了更大的危险，走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路。　
　

敌人绝密情报刚制定出来便落入我军之手

莫雄曾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一名中坚分子。北伐战争结束后，莫雄被蒋介石冷落，只挂了一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虚衔，在上海赋闲。正是在上海闲居几年中，这位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的老同盟会员被我党注意上了。中央特科将他列为重要的争取对象，莫雄也有意为共产党工作。

1934年，莫雄的昔日熟人杨永泰（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推荐莫雄担任了江西赣北第4行政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接任后立即想到这是一个让中共派人打进蒋介石营垒中的良机，随即找中**组织商议此事。特科负责人考虑到党的临时中央机关已经在江西苏区，蒋介石正在调动百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5次"围剿"，能够在这种时候打入南昌行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良机。于是，特科决定派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等十几人，随莫雄去江西。

这十几人中，项与年是负责人。项与年又名梁明德，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被组织上派往国外，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11月他回到上海后，奉调进入中共中央特科的"红队"（即行动科）工作，是"红队"的主力队员。

当时莫雄也参加了庐山牯岭的军事会议。待会议一结束，莫雄就下了山。在德安县城的专署保安司令部，他在经过上百次的反复思考后，甘冒杀身毁家之险，毅然将"铁桶计划"的全套材料交给了保安司令部谍报科参谋项与年。

项与年为送情报一连敲掉了4颗门牙

当晚，项与年挑灯夜战，用特种药水将各份情报上的要点，一一密写在新买的4本学生字典上，重要的军事标图则描到薄纱纸上。他选择了一条由德安抵达瑞金的最佳路线，即从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从山区插入兴国县境，再横插于都，然后直到瑞金。

项与年风餐露宿好不容易通过了泰和的老营盘山区。当他进入兴国县境临近茶园村的地方，发现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封锁得很严，隔几里路就有哨卡，路上缠起了一道道长长的铁丝网，各个村头都筑起了高大坚固的碉堡，上面还有人放哨。一般青壮年根本不可能从这儿通过。项与年回到山林中，用石块一连敲下了自己4颗门牙。很快，他的两腮肿胀起来，面部变得可怕吓人。次**下了山，身上的衣衫早被树枝荆棘挂扯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乞丐。他把4本密写字典的封皮撕去，藏在污秽不堪的讨米袋里，赤着一双脚，无精打采地朝前走。就这样，项与年混过了沿途敌军的层层哨卡，于10月7日下午到达瑞金城，在沙洲坝找到了临时中央机关驻地，把4本密写字典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上。

周恩来听了项与年的讲述，望着他肿胀的脸，深受感动。他一方面嘱咐人好好照顾项与年，另一方面指示红军总参谋部作战处组织人连夜复原字典上的图表文字。

17天后，敌人才发觉红军的主力已经转移

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在传阅了项与年送来的"铁桶计划"之后，不由得暗自大惊，并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若不断然采取措施，再有十天半月，就会完全被敌人围困得难以脱身。10月10日，中央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10月16日，中央主力红军8．6万余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0月26日，即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渐向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已完全占据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7天后，敌军的前锋推进到瑞金城外。到这个时候，敌人才知道红军的主力已转移。

军情报告到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蒋介石那里。蒋气得七窍冒烟。他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烂桶。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为中央苏区10万名红军指战员及时脱离险境、提供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1956年国庆节前夕，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派人专程前往福州、广州，将项与年、莫雄接到北京，让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典礼。之后，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款待莫雄与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设宴招待了他们两人，并热情地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参考资料2：做梦都想不到 红军过草地究竟这么难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300余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现在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30军和红4军。彭德怀率红3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进入草地前，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便成了干粮炒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在藏民带领下寻认野菜，供过草地之需；还要准备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用。每个人最多带有8至10斤，一般的带有5至6斤，有的只有3、4斤。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

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
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二怕下雨。
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
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其次是食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不经饿。如果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  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怎么办？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这就要学会辨别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
    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这不是杜撰的，他们访问过的老红军就是这么讲的。这在我们今天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接着说：凡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得不宰杀坐骑、牦牛东骡子。彭德怀率领的3军团是殿后的，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部队要断炊了，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6匹。”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彭德怀说：“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得吃，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送来的。”这样，把牲口杀了，他们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再次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准备的棉衣、皮衣哪能够几万人穿！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的更多；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这样在泥沼草地行军，真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
阿坝的同志讲：他们访问的老红军说，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聂帅在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还有宿营难。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怎么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女同志往往两人依偎在一起，这样还暖和一点。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
    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红1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队伍，但也有不少同志跟不上。

    后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邓岳，当时是个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肖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红1军团过草地是左翼前卫，在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聂荣臻给作后卫的红3军团彭德怀发去电报，一方面将沿途经过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请他们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随3军团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3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

  徐向前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他在回忆录中说：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曾提供了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原作者不详，找知识首次转摘时可能是在2007，不会晚于2014年，当时没标注出处。后来在其它网络媒体能查到的同样的文章基本上晚于这个时间]